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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討

從刑法修正案(九)看死刑立法技術

2015-11-17 16:23:05 瀏覽次數:0
 姚樹舉

  今年829日通過并于111日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不但廢除了9個死刑罪名,提高了死緩犯改判死刑立即執行的門檻,而且采用科學的死刑立法技術取消了3種犯罪的絕對死刑。這是立法機關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深入推進科學立法等重要精神的具體體現,應當予以充分肯定。然而,《刑法修正案()》乃至整部刑法中的死刑立法技術,仍存在若干問題,亟須改進,這是實現刑法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有機統一的必然要求。

 

刑法修正案()中的死刑立法技術

  第一,采用交叉式法定刑設置技術,處死刑修改為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取消3種犯罪的絕對死刑,是死刑立法技術的重大進步。1997年刑法對7種犯罪設置了絕對死刑,即在某一罪刑階段只規定死刑,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就應當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絕對死刑過于嚴格地限制了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使司法機關不能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進行刑罰裁量,制約相關案件量刑公正的實現。《刑法修正案()》對綁架罪、貪污罪和受賄罪的絕對死刑從立法技術上予以改進,在這3種犯罪的不同罪刑階段兩次設置同一刑種無期徒刑。這種在不同罪刑階段設置相同刑種或者重合刑度的法定刑設置方法稱作交叉式法定刑設置技術。立法機關運用交叉式法定刑設置技術取消部分罪名的絕對死刑,賦予司法機關一定自由裁量權,有助于實現量刑公正。

  第二,將死緩犯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的門檻從故意犯罪提高到故意犯罪并且情節惡劣。根據刑法原第51條的規定,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死緩犯如果故意犯罪,即便危害不大,只要查證屬實,就有可能被核準立即執行,這未免過于嚴苛。《刑法修正案()》把死緩犯轉化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條件進一步限制到情節惡劣的故意犯罪,是國家貫徹嚴格限制和慎重適用死刑”“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切實保障人權所做的進一步努力。但是,從死刑立法技術上看,“情節惡劣是模糊用語,缺乏明確性和可操作性,賦予司法機關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容易導致司法專橫,不利于人權保障,因而依然有待改進。

 

死刑立法技術的一般問題

  除《刑法修正案()》在死刑規范中使用模糊用語情節惡劣之外,刑法中的死刑規范還存在若干立法技術問題。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現在仍有4種犯罪(劫持航空器罪,拐賣婦女、兒童罪,暴動越獄罪,聚眾持械劫獄罪)包含絕對死刑。綜觀刑法分則規范,其法定刑設置幾乎都采用了銜接式法定刑設置技術,即不同罪刑階段的法定刑在刑種或刑度上遞增或遞減,且互不重合的設置方法。由于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是刑法中常見的法定刑幅度,如果按照銜接式法定刑設置技術,繼續在無期徒刑以上設置最嚴厲的刑種,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絕對死刑,這是絕對死刑產生的立法技術原因。

  第二,死刑規范中模糊用語較多,賦予司法機關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利于實現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刑法立法表述應當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做到用語準確,表意明晰。否則,刑法規范就不能被準確理解和正確適用。鑒于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死刑規范尤其應當力求避免使用模糊用語,以防賦予司法機關過于寬泛的自由裁量權。根據刑法總則第48條第1,適用死刑的前提條件是犯罪分子罪行極其嚴重;同時,刑法分則多個條款對具有情節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犯罪行為設置了死刑,這些模糊用語直接關系到被告人是否被判處死刑。特別是刑法第48條第2款規定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其中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認定更是直接決定著被告人的生死命運。

  第三,死刑規范違背邏輯,導致內部矛盾和適用悖論。

  其一,刑法第48條第2款存在內部矛盾。所謂應當判處死刑”,就是只能判處死刑,而不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下刑罰。根據執行方式的不同,死刑分為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執行。死刑緩期執行僅僅是死刑執行方法上的變通,仍屬于死刑范疇。根據邏輯原理,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執行是非此即彼的邏輯關系。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么應當而不是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因為,“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意味著也可以不判處死刑緩期執行,這與應當判處死刑相互矛盾。 

  其二,刑法第113條和第433條第2款中的可以處死刑”,導致刑法適用悖論。立法機關設置死刑時通常使用“……,處死刑這種表述模式,但有兩條卻例外使用“……,可以處死刑”,即刑法第113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可以處死刑以及第433條第2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以處死刑可以處死刑意味著也可以不處死刑,即在無期徒刑以下判處刑罰。如果司法機關認定被告人的行為屬于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或者情節特別嚴重等情節,但是又認為對被告人適用死刑量刑過重,于是考慮對被告人判處無期徒刑以下刑罰,問題在于,依據刑法第113條和第433,在無期徒刑以下量刑的前提條件是被告人不具備上述情節,這是明顯的刑法適用悖論。

 

改進死刑立法技術的建議

  第一,采用交叉式法定刑設置技術,取消所有絕對死刑。建議立法機關在死刑規范中摒棄銜接式法定刑設置技術,采用交叉式法定刑設置技術,將另外4種犯罪(劫持航空器罪,拐賣婦女、兒童罪,暴動越獄罪,聚眾持械劫獄罪)的最高法定刑由處死刑修改為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進而取消全部絕對死刑。

  第二,增強死刑規范中立法用語的明確性。刑法規范以立法語言為載體,承載刑法規范的立法用語應當清晰明確,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應有之義。死刑規范立法用語更應如此,因為立法用語的捉摸不定是對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的致命威脅。建議立法機關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明確罪行極其嚴重”“情節特別惡劣”“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等模糊用語的外延,或者通過量化方式取代部分模糊用語,如將《刑法修正案()》中的故意犯罪,情節惡劣的”,修改為故意犯罪,應當判處5(或者10)以上有期徒刑的”,從而使死緩犯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標準具有明確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遵守邏輯規則,消除死刑規范的內部矛盾和適用悖論。既然死刑立即執行死刑緩期執行之間是非此即彼的邏輯關系,那么,對于應當判處死刑但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應當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建議將第48條第1款中的可以修改為應當。對于可以處死刑導致的刑法適用悖論,其根本原因在于違背可以的使用規則。20111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公布《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二),以罰款數額為例明確了可以的用法,“規定確定罰款數額或者數額幅度的,‘之前不加可以’”死刑不具有上下限幅度,正如確定的罰款數額,因此,處死刑前不能使用可以。建議立法機關刪除刑法第113條和第433條第2可以處死刑中的可以”,并采用交叉式法定刑設置技術,處死刑修改為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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